五、志书的风格和流派
志书是主体化了的地情信息，修志主体——编者的个性必然会在其所编的志书中表现出来，从而使志书具有各自不同的精神特点。我们把这个精神特点，称之为志书的风格。风格相同或相近的的志书，会成为一种流派。志书风格和流派的不同，反映的是志书编修主体的差异。因此，研究志书的风格和流派，必须把它们和志书编者联系起来。
1．志书风格流派和编者的关系。志书风格是编者所编志书从内容到形式的统一中显现出来的独特个性。也就是说，在志书中表现出来的结构、记述技巧、语言和地方特点等各个方面的思想和学术特色的总和构成了志书的风格。志书的风格是编者精神个性的准确标志。更进一步地说，一个编者在所修志书中形成的风格，是修志主体在修志的创造性劳动中个性的外向投射。每个编者由于经历、学识等方面的不同，在修志活动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个性，这些不同的个性必然会通过他们各自的志书风格表现出来。因此，从修志主体的角度去认识和研究志书的风格问题，就更科学、更合理。
志书的流派是在志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相当复杂的方志现象。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一些志书编者由于思维方式、修志思想、编写风格的相近或相似自觉不自觉形成的方志学派，它是修志主体群体化的表现。所以，讨论志书的流派，也不能离开修志主体。
2．志书风格。志书风格在表现形式上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志书风格主要通过选材取向的不同来表现，有的志书风格主要通过对入志事物的不同处理方式表现出来，有的志书风格主要通过独特的语言来表现，有的志书风格主要通过不同的体例来表现，有的志书风格主要通过不同的结构来表现，等等，从而使志书风格出现异彩纷呈的局面。
在明确志书风格各有特点的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志书风格具有一致性。志书风格的一致性主要表现在时代的一致性、地域的一致性和阶级的一致性等方面。从时代方面讲，同一时代的志书编者所编出来的志书虽然各有各的不同，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又显示出共同的时代风格。如早期的志书有它们共同的风格，明清时期的志书、民国时期的志书和新一代志书都有它们各自不同的时代风格。志书风格时代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同一时代的志书所反映出来的时代特征的一致上。从地域方面讲，在同一地域内的志书编者编出来的志书也不相同，但又显示出来共同的地域风格。就新编地方志来说，南方的志书带有南方的风格，北方的志书有着北方的风格。从小范围上讲，山东的志书风格和江苏的志书风格也不尽相同。志书是一种文化产品，应当从文化的区域性的角度去认识志书风格的地域一致性。从阶级方面讲，同一阶级的志书编者编出来的志书，会显示出共同的阶级风格。这从旧志书编者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对有利于封建统治的事物大书特书、对不利于封建统治的人和事点到为止甚至一字不书中，可以看出剥削阶级意识在旧志书格调上的反映。同样，新编地方志的编者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处理入志事物，也在风格上表现出无产阶级的意志。因为志书作为阶级社会的产物必然带有编者所在阶级的政治、道德、美学等观点，从志书阶级倾向的角度去分析它的风格的阶级一致性会更合乎情理。
志书风格是一种重要的方志现象。探讨志书风格，对于志书编纂、方志利用和新方志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从方志学理论建设的角度说，对风格的研究能使我们对志书的研究更深入，从而使理论研究更好地服务于修志实践。从志书编纂的角度讲，探讨志书风格可以帮助编者认识自己和他人的长处和短处，以扬长避短，把志书的质量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通过对志书风格的研究，还能促进社会主义方志园地百花齐放，避免目前新方志编纂中的公式化、模式化倾向的蔓延，并能把优秀的志书风格发扬光大，推动新方志事业向前发展。
3．志书流派。志书的流派虽然是由一些编者相互接近的志书风格构成，但其本质是特定历史时期一定阶级利益和政府意志的反映。因此，志书流派的形成必然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不同的志书流派之间因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同而有争论，有时这种争论还是十分激烈的。但这种争论主要是学术性质的，特别是新方志流派之间的争论完全是学术性的。这种争论有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作用，既可以开拓视野，取长补短，又能发挥优势，卓然自立，共同推动方志事业的发展。所以，把新方志不同流派之间的争论看成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甚至当作阶级斗争在方志领域里的反映，欲置对方死地而后快，是十分荒谬的。
影响志书流派的主客观条件是相当复杂的，每种流派的形成都会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它们的形态各不相同，又具有各自的内在规定性。因此，用一种生硬的方法简单地划分志书流派是不妥的。但这并不排斥我们为了方志学研究的便利从总体特点上划分基本的志书流派的可能性。从志书编修的历史看，志书流派的形成主要有以下5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由志书文字的风格相同或相似而形成的志书流派。这种流派中的志书编者并无自觉组成流派的意识，也没有提出共同的方志理论，只是由于在志书语言的运用上相同或相似，而被人们在方志利用和志书评论中归纳为特定的志书流派。这是一个不自觉的结合体，在这种流派中的编者中，有的是同一时代的人，有的却是不同时代的人。这是用志书的外在风格为基本标准划分的流派。
第二，虽然没有共同的纲领和固定的组织，但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某一个或几个方志学家提出了一些相同或相近的修志主张和原则，有一批方志编者在修志实践中应用了这样的主张和原则，并形成了风气、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清代志坛上，最明显、影响最大的两大流派是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史志学派和以戴震为代表的地理考据学派。来新夏在《中国方志学理论的发展与现状》（载《中国地方志》1995年第2期）一文中把台湾地区的方志学流派归纳为“新地学派、社会学派、方志三学论”三大流派。社会主义新方志这一类型的流派（其他类型亦然）因时间不长，有待随着修志实践的深入和方志理论研究的深化逐步去概括和归纳。我认为，严格按全国县志篇目编出来的一批志书，可以看作志书流派的这种类型。这种类型流派划分的基本准则是修志理论。
第三，一批修志主张相同的编者自觉地联合起来，组成一定的学术团体，创办自己的出版物，宣传一定的方志学主张，并按照共同的修志原则进行志书编者而形成的志书流派。如当代方志界的各种学会和协会内的志书编者，在志书编纂中表现出了一些共同的倾向，成为这一类型的志书流派的雏形。这是用修志学术团体为标准划分的志书流派。
第四，由于对入志资料处理方式的相同或相近而形成的志书流派。在这一类型的流派中有3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主张认为志书贵简，应将记述的重点放在所志区域内的宏观事物上，对那些微观的、具体的资料应尽量少用或不用，以使方志在消肿的同时，能够反映地情的大势大略。这是简派。另一种主张认为志书贵繁，强调没有微观的资料，难以客观地反映事物发展的宏观情况。持这种主张的人从志书应用的角度谈了人们查志书主要查对某一具体事物是怎样记述的，越是具体的资料，对方志用户越有用处。微观的事物记好了，宏观的情况也就有了，因为宏观是由微观组成的。因此，不能单方面强调志书的简而将极有价值的资料舍弃。这是繁派。第三种主张认为志书对入志资料的处理，应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繁简适度。对入志事物的记述，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些事物使用宏观资料效果好就用宏观资料，使用微观资料更能强化对入志事物的记述就用微观资料，二者结合起来使用才能提高对事物记述的力度和深度时就宏、微观资料并用。具体怎样使用入志资料，应主要看能否对入志事物作客观记述，不能以资料的宏观和微观定取舍。一部志书质量的高低，不能用是繁还是简去定夺。这一类型的志书流派中的3种主张自古迄今都从理论和实践上作了许多很有意义的探索，有关繁、简之争至今仍未终结。这是用志书对入志资料的不同处理方式为基本标准划分的三大志书流派。
第五，因志书记述的主体相同或相近而形成的流派。传统志书重人文，以致有“自古方志半人物”之说。旧方志的人文部类一般都占全志的二分之一以上，成为志书编纂的一条准则，形成了人本派。社会主义新一届地方志的编修把经济活动作为记述的重点，改变了旧志重人文轻经济的偏颇。新方志偏重于对事的记述，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志现象，形成了事本派。但是，新方志在强调将入志事物的记述作为重心的同时，出现了弱化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的倾向。以致出现了记事不见人（在专志对入志事物的记述中，很少甚至没记人的活动）和记人不记事（在人物传中，将传主所做的事情视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的问题，成为新方志的一种通病。在新方志的编研过程中，志界一些朋友已经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方志理论研究中提出了要强化对人物活动的记述，以体现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主张既要见事又要见人。我在拙文《论新编地方志的主线》（载《海南史志》1992年第2期）中，把劳动人民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创造性劳动视为新编地方志的主线。在新志编纂实践中一些地方的志书编者也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傅能华在《方志记人的创新之作》（载《浙江方志》1994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新编《东阳市志》突破一般框架，先是政区、自然环境、居民、灾异、方言、民俗、人物、土地、水利、交通、邮电、能源、城乡建设，然后才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类目。政区、自然环境、灾异三卷属于环境部类；居民、方言、民俗、人物四卷属于记人部类；土地、水利、交通、邮电、能源、城乡建设六卷属于基础设施，排在经济部类之前。全志以人为主体，以人活动为脉络，先记人赖以生存的空间范围和自然环境，然后记述人本身的状况，再记人的活动（政治、经济、文化等）……”《东阳市志》堪称以人为主体的代表之作。一批新方志重视人在社会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可视为志书的新人本派。这是用记述主体为标准划分的志书流派。
六、方志批评
方志批评是一种重要的方志现象。它伴随着修志活动而产生，并与志书编纂共同发展。方志批评以志书和修志活动为对象，没有志书编纂，就不会有方志批评。志书编者可以从方志批评中得到启发的指导，离开了方志批评，志书编纂中的经验教训就难以总结，志书编纂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就不易解决，志书质量也不易提高。因此，研究方志批评的目的、作用、规律、性质和任务，探讨方志批评的标准、原则和方法，明确方志批评者的修养等问题，不仅是新志编纂实践的需要，也是新方志理论研究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
1．方志批评的性质。方志批评虽以志书和修志活动为对象，但它是批评者一种独立的审美创造，有其自身的特点。总的来说，方志批评具有科学性、倾向性和社会批评等基本性质。
第一，方志批评具有科学性。由于方志批评是对志书的理论把握和评价，这就要求批评者既要对志书进行深入研究，又要客观冷静地利用方志理论进行分析和评判，力求找出成败得失的理性答案，并概括出规律性的东西来。因此，它与志书编纂和方志利用不同，应主要运用抽象思维，更注重客观性和科学性。
第二，方志批评具有鲜明的倾向性。不论新旧志书，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加之修志活动又是一种政府行为，必然带有统治阶级的印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方志批评在批评各种方志现象的过程中，会有针对性地把一定阶级的政治、道德、美学等观点贯穿其中。如旧志书把起义人民称之为“寇”，那个时代的方志批评者对此会作出肯定的评价，而今天的方志批评家则会作出否定的评价。因此，不同阶级的方志批评者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会对同一方志现象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使得方志批评具有明显的倾向性。方志批评的倾向性不仅表现在不同的阶级之间，它在同一阶级内部也会因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不同而有所表现。例如，在新方志编纂中，志书的概述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部分，就有策论、浓缩、史体等不同的评价。在这些不同的评价中，反映出不同的批评者各自的思想倾向。
第三，方志批评具有社会批评性质。志书包罗万象的特点，决定了方志批评必须涉及广泛的社会层面。有时方志批评不仅要论及志书本身，而且要涉及编者和编者所在地区的政府行为，这就使得方志批评具有了社会批评的性质。每个时代的优秀的方志批评家，往往也是那个时代的杰出的思想家。他们的方志批评论著，不仅能帮助我们认识方志现象，而且能帮助人们认识一些社会问题。
2．方志批评的标准。随着历史的发展，志书越来越多，这就需要进行整理、分类和筛选。选择好的，淘汰坏的，需要一定的标准。为了向社会推荐好的志书，批评差的志书，就要给具体的志书作出一定的评价，这也需要一定的尺度。因此，方志批评的标准对于方志批评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不同的批评家对一部志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评价，但志书的思想性和学术性是判定其优劣的两把基本尺子。
第一，方志批评的思想标准。思想标准是衡量志书的政治尺度，主要指志书表现出来的社会、道德、美学等观点，具体包括社会特征和政治倾向两个方面。
志书记述的是地情，而地情则反映一定的社会特征。充分反映所志区域的社会特征，志书的编纂就是成功的。否则，就不能算作成功之作。例如，旧志书要反映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新志书应主要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社会特征。
无论新旧志书，虽然都强调寓观点于记事之中，但每部志书记人述事都有鲜明的倾向性。志书的倾向性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它主要指在对入志事物的记述中表现出来的政治的、哲学的、历史的、道德的观点和倾向。从倾向性上评价志书，对旧志书，就要看它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对反映社会进步的事物如何处理。新编地方志则主要看是否突出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记述主线，是否坚持了新方志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去处理入志事物的正确方向。
第二，方志批评的学术标准。方志批评的学术标准就是衡量志书科学性高低的尺度，它是一部志书的结构设计、记述技巧、志书语言、编者修养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表现。志书的科学性受阶级和时代的制约，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超越阶级和时代的制约而普遍被人们理解和接受。
评价一部志书科学性的高低，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评论：
一是对入志事物记述的客观性和深刻性。志书是否客观地反映了一方之全貌，是评价一部志书科学性的最起码的标准。但仅仅客观地记述地情还很不够，还有看在客观记述地情的过程中是否揭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本质的东西，是否体现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是志书科学性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一些志书对入志事物采取表面化、公式化、概念化的态度，就其政治倾向而言也许是健康的、正确的，但是，它没有体现地情的本质，缺乏深度和力度，也就不能称之为高质量的志书。
二是结构的完美性。志书结构设计是否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志书科学性的高低，从结构上评价一部志书，主要看篇目设计是否具有逻辑性、规范性和完整性。逻辑性要求志书篇目设计必须属种关系合理、分类标准统一。就章节体志书而言，编、章、节、目之间是严格的属种关系，各编、章、节、目内的题目划分，又要遵循一定的标准去进行，否则，志书的科学性就会随之丧失。志书结构设计的规范性要求题目的编排格式统一、标题内涵清楚、标题用字准确精当、题目含义与记述内容相统一。志书结构的完整性要求尽可能地减少志书结构上的缺项断线问题，力争向社会提供完整的地方情况。因此，志书结构具有了逻辑性、规范性和完整性，方能实现完美性。志书结构的完美性达到了怎样的程度，是评价一部志书科学性高低的主要标准之一。
三是语言的正确性。几乎所有的入志事物都要靠文字去记述，志书语言的使用情况就成为衡量其学术性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关于志书语言问题，我在《浅谈志书语言》（载《海南史志》1991年第2期）和《地方志语言特征初探》（载《宁夏史志研究》1993年第3期）等文章中作了一些探讨。我认为，要使志书语言的正确性达到一个较高的层次，必须把这一问题上升到美学的高度去认识。语言美是志书美感和美因的集中体现，它主要表现在准确美、生动美、流畅美、真实美、质朴美、简洁美、动态美、含蓄美、力量美10个方面。
3．方志批评的原则。方志批评应本着“尊重修志规律、重视科学分析，实事求是、顾及全书”的原则进行。
第一，尊重修志规律、重视科学分析。一部志书的价值是从书中的各个方面反映出来的，这就要求批评者在尊重修志规律的前提下完整地对它进行科学分析，切中肯綮，作出正确判断。离开了修志规律和科学分析的方志批评不能称之为方志批评。尊重修志规律、重视科学分析要求批评者抓住不同志书的各自特点，进行分析和批评，否则就会隔靴搔痒。例如，有的志书结构设计很有特色，有的志书语言运用很有特点，有的志书对地方特点的处理有独特之处，有的志书在展示入志事物发展规律方面有独到之功……批评者就要抓住这些特点，发掘深藏于志书中的理性的东西，给志书编纂实践和方志理论研究以启迪。
第二，实事求是。一个优秀的方志批评家在对志书进行评判时，最可贵的品格就是克服偏见，从具体情况出发，实事求是的评价，不溢美，不过恶，好处言好，差处说差。方志批评中的完美无缺的好和一无是处的坏，对志书编者都是十分有害的。前者是捧杀，后者是骂杀。这种脱离志书实际的方志批评，完全丧失了它的科学性，损害了方志批评自身。因此，对这样的方志批评，必须用批评来抗争，以保证方志批评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第三，知人论事，顾及全书。我们对志书的批评有时会涉及编者，研究修志主体——编者的经历、思想状况、修养、兴趣、气质等精神个性，对正确认识志书有很大的帮助。不能将志书和编者孤立起来，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这就是说，方志批评应从一部志书的整体性着眼，从总体上去考察，品评其得失、长短，切不可抓住一个环节、一个部分以偏概全，更不可断章取义作片面的批评。同时，应就事论事，千万不能对编者进行人身攻击。
4．批评者的自身修养。要有效地进行方志批评，批评者必须具备较高的思想修养、哲学修养、方志学修养、美学修养、知识修养。
第一，思想修养。较高的思想修养，是批评者正确开展方志批评的基础素质。十九世纪俄国文艺评论家、哲学家别林斯基指出：“真正的批评需要思想。”（《别林斯基选集》第2卷第33页）我们所说的方志批评者的思想修养，是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修养，马克思主义的审美观、方志观。只有具备了这样的思想修养，才能高屋建瓴地把握志书，对志书反映的地情、政治倾向和修志思想作出正确的判断，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第二，哲学修养。哲学作为对自然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不仅对志书编纂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而且对方志批评同样有着极强的指导作用。把志书和修志活动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去认识，才能认清修志的主体和客体，正确把握主客体之间的辨证关系，提高方志理论研究的抽象程度。这样的批评者对方志现象所发表的意见，提出的看法，才深刻、有力和准确。
第三，方志学修养。虽然方志学仍处于见仁见智的不定型阶段，但方志批评者不能不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一个合格的方志批评者，不仅要熟知理论方志学方面的基本知识，而且要在应用方志学（亦称方志编纂学）、比较方志学、方志史、方志学史等领域有较高的造诣。只有具备了较高的方志学修养，才能在评论中对志书和修志活动作出理论的概括和分析，使方志批评达到一个较高的层次，促进方志编纂实践和方志理论研究的发展。
第四，美学修养。方志批评者不但要从历史的角度去探讨，而且要从美学的角度去分析，才能科学地评价志书，更好地总结修志规律，恰当地回答一系列新的方志现象。将修志活动和志书提高到美学的高度去认识，有助于批评者从编者审美创造的层次上去考察方志现象，也有助于批评者从编者审美创造的角度去评论志书，能“内行”地、真正地看出志书的优劣好坏、成败得失，使批评落到实处。社会上的一些人士，既不是方志学家，亦非方志批评家，他们之所以能对志书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人有较高的美学修养。
第五，知识修养。批评者要有广博的知识，对历史、自然、社会有深刻的了解。优秀的志书编者都阅历丰富、知识渊博、多才多艺，他们对地情的把握比较准确，所编出来的志书水平也较高。志书纵贯古今、横涉百科，一部优秀的志书就是一座地情信息宝库。不论是评论志书编者的方志观还是评说志书的长短，如果批评者阅历不深、知识贫乏、对社会和自然缺乏了解，那么，他对方志现象所发表的意见，就必然像列夫·托尔斯泰嘲笑的“笨蛋议论聪明汉”一样，批评起来不是无的放失就是言不由衷，浅薄而空泛，不但会使编者哭笑不得，而且会影响方志批评个声誉。